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督查检查考核扎堆，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留痕”，“红头”变“白头”、正式改便签，规避发文数量，过度依赖政务App、网络工作群，强制要求下载推广、打卡签到、积分排名……日前，云南针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12类形式主义问题进行整治，持续发力纠治顽瘴痼疾，把基层负担减下来，切实增强基层党员干部获得感。
不久前，昆明市嵩明县纪委监委发现，当地分别以政府、乡村振兴办名义，与各村（社区）签订《2024年度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内容雷同，给基层带来负担；同时，基层干部面临的查询数据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查询，每一项都需要单独收集、汇总。
这样的形式主义，在其他地方也存在。
据云南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与云南省纪委办公厅日前通报，2023年，在曲靖市会泽县及其乡镇接受的“督检考”中，市县两级占93.1%，不少“督检考”阵仗大、人数多。近90%的“督检考”没有纳入计划管理，部门计划填报与实际执行“两张皮”，随意开展、集中扎堆情况较突出。比如，2023年9月6日，同时有4个市级部门到会泽开展“督检考”。
同一事项反复督查的情况也不少。如某市级部门全年19次到会泽县督查，某县级部门2个月内7次对同一乡镇进行督导；2023年，玉溪市向澄江市下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100亿元，澄江市发改局将目标调整为160亿元，分解下达到街道（乡镇）、部门，并要求街道（乡镇）、部门把建设规模和内容扩大，倒逼基层以纸面落实、“数字”落实来应付；2023年11月，大理州剑川县向各乡镇下放有关行政职权，全县8个乡镇中，有3个承接212项事项，其余5个承接210项。
由于行政职权放得快、放得多，但资源没有同步下沉，责权能不配套，导致乡镇接不住。县级有关部门对下放事项研究不深入，没有结合不同类型乡镇实际分类评估承接能力，向所有乡镇“一刀切”下放职权，减部门的责任，甩工作给基层；放权赋能没有取得应有的实际效果，加重了基层负担。
与此同时，大理州在整治中也发现，2021年至2022年7月，大理州统计局为平衡职工工作强度，在开展统计调查单位联网直报报数期间，周末和节假日要求所有科室人员一律加班，出现无工作任务的干部职工陪同加班的情况；云龙县宝丰乡党委会议事决策不严肃、随意性大，开会多、落实少，2021年1月共召开11次党委扩大会议，甚至连续3天召开党委扩大会议；2023年1月16日召开党委会，仅为安排本周日常工作，无其他议题。
不久前，云南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出部署，明确指出，要重点整治违背发展规律盲目决策、拍脑袋决策，新官不理旧事，不计成本追求表面“形象变化”和短期显绩，脱离群众需求“造亮点”“建门面”，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等问题；解决以“红头”变“白头”、正式改便签等方式规避发文数量管理，视频会议层层套开，随意扩大参会范围，动辄要求主要领导参会等问题；解决调研集中扎堆，简单看材料、听汇报，只调不研、层层陪同等问题；解决过度依赖政务App、网络工作群，强制要求下载推广、打卡签到、积分排名等问题。
此外，云南还要重点解决“算账增收”，盲目套用城市化标准，脱离实际建农村厕所、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设施，乡村绿化美化定过高标准，不顾农民意愿强制复垦复耕，以及截留挪用乡村振兴资金等问题；纠治“督检考”多头重复，督查检查“无差别”“叠加式”“走过场”，考核内容指标过于复杂琐碎等问题；纠治社会事务加重教师负担问题，做到清单外事项一律不进校；纠治创建示范活动过多过频，层层配套、扩大范围，节庆论坛展会缺乏实效等问题；纠治招商引资“内卷”问题，做好重要资源的招商谋划和项目布局，引导各地区靠营商环境、综合优势来招商；纠治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放权不赋能、“滥挂牌”、随意设置“某长制”等问题；纠治营商环境中的形式主义问题，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云南要求，要坚持减负与发展两不误，把该减的负担减到位，把该抓的工作抓起来，推动为基层减负和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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